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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清明过去,谷雨快到了。可是哈尔滨的夜晚,还是凉风扑面,寒气袭人。已经抽出嫩芽的柳枝在北风中摇曳着。真让人担心,那经过严冬酷寒,朔风吹打,挣扎而出的嫩绿小叶,会再被这塞外风吹刮得枯萎回去。一九三四年哈尔滨的春天,好像也被日本占领者卡住了一样,竟来得这样迟缓。

    夜越来越深了,热闹的哈尔滨站前,南来北往的人流早已断了线,通往道里、道外、南岗、马家沟的电车也没有几个乘客了。车站收票口前排列着出租的小汽车、马车和人力车,司机和车夫就好像吹了熄灯号后的寄宿学生一样,都在自己的车上闭起了双眼,只有列车进站的汽笛声,时时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。

    正常的行人减少,行动鬼祟的特务就显露出来。他们就像裹在鱼群里的虾米一样,鱼群远去,留下的虾米就历历可数了。今天晚上,车站前这样乱蹦乱窜的“虾米”要比往日多。为什么呢?是发生了什么重大案件,抑或是遇上了传统的“节日”?

    都不是。原来报上早已公布:明晨五时三刻,新近登基的大“满洲帝国”皇帝陛下特别任命的黑龙江省参事官、滨江警备司令部和哈尔滨特别市警察厅顾问王旨雄一,由首都新京乘特别快车到达哈尔滨。这家伙一身兼三职:军、警、政全包。名为参事、顾问,实际是执掌大权的太上皇。那些汉奸省长、警备司令、警察厅长,听起来官名比参事、顾问大得多,实际上,不过像木偶戏里的小戏人子一样,无论怎样蹦跳都是身不由己。现在小戏人子的提线人、操纵者就要到任。为保证这个侵略者的安全,哈尔滨的反动机器全部开动起来,宪兵、警察、特务在头一天就全部出动了。火车站自然是他们巡查、监视的重点。

    车站主楼上的大钟已经指向半夜一点,夜风更凉了,赶火车的乘客都钻进了票房子,个别警察。特务也相跟着溜进了背风的地方。这时,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。这两个人从头到脚一身黑:黑帽子、黑衣服。黑袜子、黑鞋,连手里提的铁桶都用黑布缠上,真像武侠小说中的夜行人一样。这两个年轻人脚步轻快,行动机灵,顺着墙根儿很快就走到离“建国纪念碑”不远的马路边上。

    两人一拉手,站住了。矮个的又拉高个的一下,他们便同时退身到墙旮旯里,抬头向眼前的“纪念碑”望去。那个象征着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胜利的高大建筑物,才竣工不久,钢筋水泥的碑身夜晚看上去显得黑魁魁、阴沉沉。不知是由于修碑人的疏忽,还是由于匆忙建成,“纪念碑”旁竟没有照明设备,仅靠车站前和马路旁电灯的余光暗淡地投射到那里,使得它眼前的景物都变得影影绰绰不可捉摸了。

    两个年轻人,经过仔细观察,确认“纪念碑”南面空无一人,马路两旁也没有人行走的时候,便互相一扯,轻手轻脚地向“纪念碑”走去。他们贴身在“纪念碑”

    上,定了定神,又往车站那一面移动,当他们刚转到拐角地方的时候,忽然听见碑那一面有人在急促地讲话。两人急忙收住脚步,侧耳听去,一个被压低了的尖嗓子说:“不对,还有一份你没拿出来,你起坏心眼子了,想独吞……”

    又一个尖嗓子说:“我要起坏心眼子天打五雷轰,明天让‘狗子’抓去剁手指头……”

    “可我明明看见你从那个醉鬼西服兜里……”

    panel(1);前一个尖嗓子刚说到这,后一个尖嗓子忽然嘘了一声说:“‘狗子’!快走!”

    话音刚住,就从两个青年藏身的“纪念碑”拐角前面,嗖嗖蹿出两个瘦小的身形,哈着腰,一溜风似的钻进“纪念碑”西面小树林子里,一眨眼工夫就无影无踪了。

    两个青年刚要再从拐角处探头看看,忽然从马路那边传来咯咯的皮鞋响,还夹杂着哗啦哗啦的铁器相撞声。两个青年一听,便知是挎洋刀的警察狗子来了,忙屏住呼吸紧紧地贴身在碑壁上。这时,一个细长的身影从碑北面走出来,直向小树林走去。小树林里静悄悄的。细长的警察站住脚,伸着脖子向前望着。警察站的地方,离那两个青年只有七八步远,一回身就会看见他们。两个青年这时十分紧张。他们倒不是怕被警察发现、搜查,他们浑身上下一没带武器,二没藏禁物,只是提了一铁桶红色快干“拉哈油”,外带一把特号毛刷子。当这两样东西还未被使用的时候,谁也断定不了它会被派做什么用场。只有他们心里有数。但是他们还是怕被这些没事还要找事的敌人鹰犬按在爪下。盘问,搜查虽不要紧,但要带到他们的巢穴里,塞进黑屋子,关到明天欢迎他们主子的仪式过去再放出来,岂不误了大事!他们俩想到这里,就更加着急。矮个的一拉高个的,头向南边一歪,示意要贴着碑身溜走。

    高个的忙用力攥住对方的手,示意他千万不要乱动。是呀,离得这么近,一动就可能把警察的视线吸引过来,就这样,两个人紧贴碑身坚持着。他们恨这个警察动作这样缓慢,好像被谁用定身法定在那里一样。实际上警察只站那儿观察了一两分钟。

    当他刚要转身往回走的时候,忽然远处火车一声长啸,接着只见收票口前车上的司机和车夫,一哄而起,拉人力车的抓起把手拥向收票口,赶马车的吆喝着牲口,向前移动着,小汽车也发动了马达。收票口前的电灯刷的一下全亮了。这时,那个细长身子的警察忙转过身,向收票口奔去。与此同时,一些躲在票房子里的宪兵、警察、特务也都钻了出来,向同一地方聚拢。和收票口前的热闹景象构成对比,“纪念碑”前静悄悄空荡荡的不见人影了。

    “罗世诚,趁火车进站,赶快动手!”矮个的一边说着,一边拉着高个的罗世诚,就往碑北面转。转到了北面,罗世诚急将身子往下一蹲,对矮个的说:“肖光义,上!”

    肖光义手提铁桶,嘴叼大毛刷子,一抬腿踏上罗世诚的肩膀,说了声“起!”

    罗世诚那大个子便忽忽悠悠地站了起来。没等罗世诚站稳,肖光义就把大毛刷子插进“拉哈油”桶里,蘸饱了红油,高高举起右手,晃开臂膀,向“纪念碑”上奋力写去。

    “肖光义,大点写,越大越好!”站在下面当人梯的罗世诚本来看不见上面写的字,这时却像看见了一样,低声地、不断地鼓励着肖光义。

    “瞧好吧。”肖光义悄声说,“一出车站就能看得清清楚楚!……哎,往下蹲蹲,再蹲点……”

    这时收票口那边人声嘈杂,下车的旅客开始往站外走。

    “还有几个字?”罗世诚问。

    “就完,剩下最后一个‘河’字了。”

    小汽车的喇叭鸣叫着,嘈杂的人声越来越大。肖光义在这短促的时间里,一口气写完了八个斗大的红字:“赶走日寇,还我山河!”现在正在画大惊叹号。

    就在这时,一个鬼魂一样的家伙摸上来了!

    这是警察厅特务科一个叫秦德林的便衣特务。他在车站蹲了半宿,越蹲越难熬,直觉肚子发空,浑身发冷,便溜进车站西南角一家叫欢乐园的有女招待的通宵酒馆里。他占了一个单间,要了二两烧酒,一盘芥菜肚,一盘酥鲫鱼。他一边喝着烧酒,一边和一个才来不久的女招待胡缠起来。二两烧酒进肚,又让续上二两。酒馆上上下下谁也不敢得罪这种人。年轻的女招待既缺少经验,又没办法,只得笑脸相赔,任他胡来。他喝呀,喝呀,喝得天旋地转,忽然一声火车汽笛长鸣,把他从酒乡中唤醒,伸手一看表,一点已过,这正是从满洲里开来的快车进站。他知道这是一趟途经几个抗日游击区,车上经常出现共产党传单和小册子的“特情”最多的列车。

    特务科长葛明礼对这趟车极为重视,有时还亲自前来查看。今天夜里更不同往常,可他……想到这里,吓出一身冷汗,一把推开紧靠在身上的女招待,恶狠狠地骂了句:“净发浪,你可误了我的大事!”

    女招待险些被他推倒。她趔趔趄趄地靠在墙上,直愣愣地看着这个便衣特务。

    他再也不看女招待一眼,伸手抓起桌上的帽子,摸了摸挂在屁股后边的手枪,脚步踉跄地冲出门去。酒钱、菜钱竞连问也不问一声就走了。

    秦德林出了酒馆,冷风一吹,稍觉清醒些。他举目向车站前边一看,糟糕!下车的人已经向外走了。收票口前边已经围满了他的同僚,那里面很可能就站着他的顶头上司葛明礼。他们俩虽说是多少年的老交情。可是到了节骨眼儿上,葛明礼还是毫不留情。如果这个时候跑上去,说不定当场就会给个“手贴脸”。若是不上去……正当他举棋不定,犹豫不决的时候,忽然瞥见“纪念碑”北面碑壁上,好像有人影在活动。“真是见鬼了,那上面怎会有人?”他自语着,又用力眨巴眨巴眼睛,使劲朝那里望去。可不真有人!而且是两个人影摞在一起,上面那个还直动弹,在他头顶的碑壁上仿佛有些弯弯曲曲的东西在放亮。这是什么东西呢?这两人在干什么?凭着他那猎犬一样的嗅觉,使他立刻本能地感到这可能是个极重要的发现。如果真让自己遇上一桩重要案件,又在一时之间破获了,那升官、发财……这念头一起,他立刻精神百倍。他迅速地向左右瞥了一眼,发现没有任何人可以和他争功,便一伸手从屁股后面抽出手枪,猫着腰,轻手轻脚地向“纪念碑”前边摸去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前边的目标,目标越来越清楚,不但看清了两个人的衣着,连“纪念碑”上“赶走日寇,还我山河!”八个大字也看清了。他险些惊讶得叫出声来:真是吃了熊心豹胆,竞有人敢往这圣灵的碑上写……这可是两条大鱼呀……他的心禁不住怦怦直跳,端着枪的手激动得哆嗦起来。他一边往前摸着,一边打着主意:先开枪把下边那个打伤,下边的一倒,上边的那个就会掉下来,自己再往前一跳,一伸腿就可以把他踩在脚下。那时所有围在车站前边的同事都会跑过来,对着他这个英雄称羡不已。而他的顶头上司,也会把伸出的巴掌蜷回去竖起大拇指……他越想越激动、兴奋,屏住呼吸,压住心跳,无声地往前摸着。眼看就要摸到跟前了,那两个黑衣人还没有发觉。秦德林手指钩在枪机上,正要对准下面那个人瞄准射击,猛然,他觉得端枪的胳膊一震,一酸,有谁准确地打在他的穴位上,使得手里的枪向天空飞去,就在枪和手分离的时候,枪弹发着哨音,从肖光义的身边擦过去,钻进“纪念碑”的碑墙里。从弹洞里飞出的水泥渣子直打在肖光义的脸上。他和罗世诚都惊得一抖,二人同时一回头,看见离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,有一个人正把另一个人按倒在地,挥拳猛击头部。两人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,肖光义一翻身从罗世诚肩上跳下来,向前扑去……

    这时,车站前传来一连串的警笛声。笛声凄厉,人喊马嘶,一阵杂沓的皮鞋声同时向这个方向奔来。

    肖光义和罗世诚还没有扑到两个搏斗人的前面时,那个挥拳人猛抬起头来对他俩一指小树林喊道:“还不快跑!”

    他俩一看,眼前这个人几乎和他们一样,也穿了一身黑衣服。在微暗的光线下,他那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显得特别明亮,两道剑眉由于愤怒和激动而向上挑起。那椭圆的脸型、白皙的面孔、宽宽的额头和高高的鼻梁,显出一股英武之气。

    这个人肖光义和罗世诚都认识,所以当他们看清以后,不约而同地、惊喜地喊了一声:“是您?!”

    “快,快跑!”

    这时倒在地上的特务秦德林挣扎着要往起抬头,肖光义一咬牙,跨前一步,举起手中装“拉哈油”的铁桶,猛力地扣在秦德林的脑袋上。鲜红的油色,顺着秦德林的脖子淌下来……

    皮鞋的声音越来越近,成串的警笛哨音伴着杀猪一般的喊声:“抓活的呀!围过去抓呀!”

    这时,挥拳人一推肖光义厉声喝道:“快跑!”

    肖光义对着他那仿佛喷射着火焰的大眼睛说:“王一民老师!那你……”

    “不要管我!”被喊作王一民老师的人,一边说着,一边纵身一跳,轻似狸猫般地跳到秦德林那支手枪跟前,敏捷地拾起来,拉开枪栓,推上子弹。

    在这同时,肖光义和罗世诚已经飞快地向小树林跑去。

    敌人追过来了。跑在最前边的两个敌人,已经接近小树林。就在这时,接连响起两声清脆的枪声,两个敌人一前一后倒在地上。后边成群的敌人被这突然而准确的枪击惊呆了,像在奔跑中受惊的狍子一样,猛然收住脚步,张皇四顾,不知所措。

    有那乖觉些的,急往路旁一闪,躲到街灯的水泥柱子后面去了。

    就在这暂短的停顿里,肖光义和罗世诚已经钻进树林不见了。

    这时在惊呆的敌人堆里忽然发出一声像饿狼似的嚎叫:“八嘎牙路!哈牙哭!”

    这是一个穿着一身黄呢子军服,戴着红字白袖标的日本宪兵在嘶喊。他一边喊着,一边向“纪念碑”东边指着。人们顺着他的手望去,发现一个人影,已经爬上斜对火车站东南方向的铁路医院的院墙,正要往下跳。

    “射击!”

    十几支手枪同时响了。几乎和枪响同时,墙头上的人影一晃不见了。是打中了,还是跑掉了?这群宪兵、警察、特务互相看了看,便像一群猎狗一样,撒开蹄子,拼命地向院墙跟前跑去。跑到墙下,都伸长两手往高蹦,想要抓住墙头,翻上去。

    可是十几个人就像打地基的肉夯一样,咕咚咕咚地蹦了好多下,谁也没够着,最后只得用人驮人的办法爬上墙头。一连爬上去好几个,他们探着脑袋往下看,只见院子里黑洞洞阴森森,手电光在墙根下来回晃动半天,也没见到人的踪迹。

    2

    王一民随着枪声轻轻地翻进了铁路医院。这里的地形他早已摸熟,曾不止一次地在这儿甩掉过跟踪、追捕的敌人。这个院子地大、人少、房稀,很多俄式小房夹杂在树木山石之间,四处都有掩蔽物,各方都有迂回的路。至于进出的墙头,他也早已选好。从对着车站那边的墙头翻进来,穿过一片树林,绕过两栋小房,爬上一棵老榆树,就能翻过南面的墙头。跳下墙来,马上就可以钻进一条窄巷,然后再钻几条小胡同,就到了喇嘛台。这里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,往哪里跑都可以。

    今天,王一民就是顺着这条路线跑的。当他跑到喇嘛台的时候,猛听见从南边传来一阵摩托声。他急忙躲在墙角的暗影里,探头向南望去,只见马路上闪动着无数刺眼的车灯,在灯光交织映照下,他模糊地看见一辆辆摩托车,风驰电掣地向这边冲来。这是南岗的日本宪兵队出动了。看来这八个大字和夜半枪声,已经震动了所有的敌人。他们大概是倾巢而出了。

    王一民把手表凑到眼前一看,表针已指三点一刻,距离敌酋玉旨雄一到达的时间还有两个半小时,还可以赶回住处吃点东西。闹腾了一夜,滴水未进,肚子直叫唤呢。王一民想到这里,乘敌人的摩托还没有冲过来的时候,忙转回身,贴着墙边,紧走几步,拐进了又一条窄巷。窄巷里没有街灯,向前望去,黑洞洞的望不见头。

    顺手从腰带上抽出那支德国造的枪牌橹子,枪筒子还热热乎乎,余热还没有散尽呢。

    他很喜爱这支小巧的手枪。这支枪今天已经为他立下了第一功,消灭了两个敌人,以后说不定还有用处呢。

    夜虽黑,路却熟。越往前走,越能辨认出一些景象。被强烈车灯刺激过的眼睛,现在得到调整,可以大踏步向前走了。他避开大路走小巷,很快就回到花园街住处。

    南岗花园街这一带是白俄和中国人杂居的地方。他的房东就是一个白俄老太太。

    这个老太太一共有两栋俄式平房:一栋大些的她自己领着子女住;一栋小些的租给两个不带家眷的男人住,一个是第一中学国文教师王一民;另一个是作家塞上萧。

    塞上萧是这里的老住户,原来住在他对面屋的是个银行职员,去年年底要结婚,不得已从这里搬了出去。本来这里居住条件很好:两层墙壁,隔冷又隔热。从房顶到地脚的大壁炉,烟囱通到房顶上,炉门开在堂屋地里,里屋可以不见烟火。门窗都很坚固。房钱虽然稍微贵一些,却带一些家具。如果房客不愿意自己做饭,还可以在房东老太太家包伙。有这样一些好条件,那个要结婚的青年是不愿搬走的,在这十四平方米的房间里结婚不是蛮好嘛。可是不行,因为房东早有规定,这规定至今还残留在院门旁贴的那张出租房屋启事上。那上面写着:本院有带小仓库的正房一间半,专门租给不带女人的单身男人,有愿租者请到院内接洽。

    房东老太太为什么提出这样奇怪的条件呢?谁也讲不清楚。她自己就是女人,为什么又这样讨厌女人呢?有人说这是她死去的白俄将军丈夫留下的遗言,她要信守到底;也有人说因为她从前租给过两个单身女人,一个总往这勾引男人,弄得这间屋子不清不白,近似娼寮了;又一个更严重,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竟在门媚上拴根绳子吊死了。老太太清晨起来,几乎撞在死尸上,吓得她大病了一场。反正这规定总是事出有因吧,更何况白俄出租房子总喜欢弄些附加条件。她这里要单身男人;换一处就可能要单身女人。甚至还有的地方专招不带子女的年轻寡妇。乍一听起来觉得很奇怪,细一打听就明白了,原来这房东本人就是个小寡妇,她是要找一个同病相怜的伴儿。

    panel(1);总之,诸如此类的出租房屋启事在白俄住宅区的门旁和院墙上随时可见。

    由于房东老太太的特殊规定,那位要成家的年轻房客只好从这里搬走了。这时塞上萧的吉林同乡学友王一民正在找房子,条件符合,经塞上萧一引见,就搬了进来。

    王一民搬到这往已经有四个多月了。他和房东处得很好。房东很钦佩他,说他是个最守本分、最老实的知识分子。他承袭了东方最古老的传统道德,甚至连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那样严格的孔氏训词也都办到了。他不像作家塞上萧那样经常引些男男女女来高谈阔论,笑语喧哗,惹人发烦。他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,很少有人到他这来串门。房东老太太的规矩是每到夜里十点半就关院门,一根大铁栓外加一把大铁锁,关得牢牢实实。老太太一个人掌管钥匙,谁回来晚了都得敲门。越晚敲的时间越长。塞上萧经常晚回来,他曾做过计算,大概每增加十分钟就得多敲一分钟,若是晚回来两个小时就得敲十二分钟。这在晴朗的仲夏之夜,自然不算什么,怕就怕遇上恶劣的气候,那就要遭罪了。待把这位年过花甲,胖得像一座肉山的老“玛达姆”敲出来时,就听她一边走一边嘟哝着一串一串的俄国话。中国话她本是精通的,此时一句也不说。平常看见人,她总是笑一笑,这时两腮的肉完全耷拉下来,连眼眉也都跟着拽下来了。这种特殊待遇,塞上萧经常享受,王一民可一次也没有。当然不是他没有晚回来过,有时还晚得出奇呢,就像今晚这样。如果按照老太太那种“晚归增点开门法”,王一民就不用叫门了,等清晨开门时再进去吧。

    今夜,王一民像往常晚回来一样,先悄悄地站在门口听听动静,左右观察一番,当他确信院里没人活动,街上没人行走的时候,便轻轻地往起一跳,双手扳住将近三米高的木板墙,身子一蜷,双脚一点,就上了墙头。再一翻身,用同样的姿势,一蜷一点,便轻轻地落在院里平地上。这一套非常精确的动作,他做得是那样敏捷、熟练、好看,甚至是衣不沾尘地就翻过了那一般人无法逾越的板墙。王一民是个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,不是走江湖的拳师,也不是戏班里的武行,可他这功夫是哪来的呢?这要先从他父亲谈起。

    王一民的父亲是吉林省有名的老饱学,古书读得特别多,什么诗经楚辞,五经四书,唐宋八家,元曲明文,他都烂熟于胸中。可是越读书,他越呆板,呆板得什么事情也做不成,只能开个私学馆,把肚子里的书传给下一代。因他从小到大净坐在火炕和冷板凳上苦念诗书了,所以身板越来越坏,到晚年就百病俱全了。王一民是他四十二岁那一年得的独生儿子。晚年得子,自然十分钟爱,孩子也聪慧异常,诗文词赋一教就会。可也是身体不好,和他的老父亲差不多,热一点热伤风,冷一点重感冒,弄得父母担惊受怕,生怕严霜打了这独根草。可是到八岁那一年,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。原来王一民的妈妈有个弟弟,在北京陆军讲武堂当武术教习。一次路遇不平,将北洋水师提督小舅子的一只胳膊打断。北洋水师提督下令抓他,讲武堂又保护不了他,没处藏身,就跑到吉林投奔他姐姐来了。到这住了几天,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漂亮的小外甥。为了改变孩子病弱的体质,他就向姐夫姐姐积极建议:跟他学武术。老两口点了头,于是这个在少林寺受过真传的武术家,便认真教起孩子来。说起这孩子不但读书聪明,练武也机灵,一点就会。这个武术家越教越有兴致。他由于在北京树下了那么个劲敌,回不去了,便托人在法政专科学校找了个体育教师的位置。就这样,他一连教到王一民上了中学。六年时光,早起晚睡,夏练三伏,冬练三九,使王一民不但身强体壮得像头小牛犊,而且挥起拳脚来,十几个人近前不得。当时万没想到,这套练身的功夫,竞会在今日革命的道路上发挥出作用。

    王一民翻身落在墙根下,背靠墙壁,又谨慎地向四周看了看,才向自己那栋房子走去。他住的这栋房子离院门不远,房前栽了几棵紫丁香。按中国人的风俗,住家的房前都不栽了香,因为了香性苦,房前栽了苦丁香,日子会越过越苦。俄国人没这个讲究,王一民更没这个说道。如今丁香枝头已经鼓起了小苞,到了含苞欲放的时候了。王一民侧着身子穿过丁香树隙,跟着脚来到了房门前,掏出钥匙,打开暗锁,轻轻推开房门,走进屋里。这三间房子是从中开门的,东屋住着塞上萧,西屋住着王一民。当中一间堂屋地,被隔开一半,做两家的小仓库。外边一半一边一个小炉台,连烧壁炉带做饭。现在屋里黑乎乎的,什么也看不清。王一民站在门旁听了听,从塞上萧屋里传出他所熟悉的轻微鼾声。他微微笑了笑,悄悄打开自己的房门,侧身走进去,关好门,拉严窗帘,这才打开写字台上的座灯。这间屋子布置得简朴、整洁,一张写字台,一架紫檀色的立柜,一个圆茶几,两把俄罗斯靠背椅,还有一张颇为款式的刷着纯白油漆的铁床,床的两头还镶着黄铜饰物。这一套家具都是随着房子出租的,用不用都是那些钱。除了这些东西外,属于王一民的私人财产只有一个柳条包,一只帆布手提箱和一个小书架。书架里摆的都是些线装书。正面墙上挂着一张郑板桥画的竹子,这倒是幅名贵的真迹,是他那老学究父亲的遗物。

    王一民为了纪念为他花尽心血的先人,就把这幅画带在身边,只要条件允许就挂起来。在里边靠床的墙上还悬挂着一口宝剑,鲨鱼皮的剑鞘已经变成暗绿色。这是他舅舅兼老师留给他的纪念物。舅舅在清帝逊位,民国成立的时候,又被请回北京去了。王一民把这口剑也带在身边,挂在墙上,一为纪念,二为防身。屋里这两件古董,和一架线装书搭配在一起,倒让人觉得这屋中的主人不是前朝的遗老遗少,就是陶醉在故纸堆里的书痴。王一民对这种无意中造成的效果还很满意,所以就在写字台上方写了十四个字: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。他所以写这样任人皆知的熟句子,就是为了让人一看就懂。那些在下边各处乱窜的走狗,有几个是有学问的?写深了看不懂反倒坏事。句子虽熟,字可不俗。他的字是学虞世南的。从小学到中学,一本《孔子庙堂碑》,被他临摹得点点酷似。挥起笔来外柔内刚,风神潇洒,俊迈而有逸气。了解王一民的人都点头称道:真真是字如其人。

    这会儿王一民坐在写字台前。他拿出手枪,小心翼翼地拉开,见里面只有两颗子弹了。他真喜欢这支枪。这枪不但帮他打了敌人,还勾起了他那难忘的战斗回忆……

    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不久,他就被党派进东满抗日义勇军里去了。在那里,他就有这么一支小枪。因为有武术的功底,手劲、眼力都好,所以他枪法练得又快又好,面对敌人,弹不虚发。一九三三年初,党又调他回哈尔滨做反日救国会工作。

    他就把小枪送给他的良师益友李汉超了。今天,他面前又摆着这么支烤蓝的小枪,怎能不高兴呢。他找出一块干净布包好,塞在腰带上。然后站起身,跳上写字台,举起手轻轻托开两块天棚板,手一用劲,又翻上了棚顶。天棚是两层的,他探着身子,掀开一块木板,板下放着党的文件和马列主义书籍。他从腰中拔出小枪,放在文件上,盖好木板,又翻回到屋里。他所以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都放在棚顶上,是有他的安排的。如果出现情况,他跳上写字台就可以迅速地翻上顶棚。房盖上他早已准备好一个部位,椽子和瓦片都是活动的,手一扒,头一顶就可以钻出去。紧挨着他住的西房山头,是一棵高大的杨树,他纵身一跳就可跳到树上,然后顺着树往下一滑就到了墙外。这样,敌人还没有攻破屋门,他已经跑到墙外的胡同里去了。

    王一民从天棚上下来,擦掉写字台上的脚印,一看手表,已经快到四点钟了。

    他还想在日酋玉旨雄一到达前,赶回车站去。他忙洗了洗手,打开立柜下边的抽屉,从里面拿出一块黑面包,一碟酸黄瓜,又从暖壶里倒了一碗白开水,坐在桌前,咬一口面包,就一块酸黄瓜,香甜地吃了起来。

    3

    北满的春风大,一刮就是好几天。清晨,风刮得檐头上的小鸟卿卿嗽嗽地叫个不停。它们叫着,跳着,迎着大风去外面觅食。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,和往日一样,又在盘算着这一天要干些什么。可是哈尔滨火车站前和往日大不一样了!通往南岗、马家沟、道外的几条马路完全戒严,只有紧贴车站往霓虹桥去的一条通道可以行人。

    前一段时间连这条通道也被卡死,站里站外憋得人山人海,有的旅客拿着长途火车票,眼看着火车开跑了,票白废了,气得直跺脚;有的妇女急得号陶大哭。敌人一看不行,这才下令开放这一条通道。人多、道窄,霓虹桥上挤得你喊我叫,前推后拥。挨近桥边铁栏杆的地方,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大兵。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,凶狠狠地监视着每一个行人。任何车辆都不准通行了。这一来可苦了那些背包提货上下火车的人,他们流着热汗,喘着粗气,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着。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知识分子,穿着长衫,戴着礼帽,刚想去擦汗,一阵大风吹来,帽子刮跑了。这顶礼帽,翻滚着,蹦跳着向铁栏杆前飞去。老知识分子冲出人流,刚要去撵礼帽,忽听一声断喝:“巴嘎牙路!死了死了的给!”一把明亮的刺刀对着他探过来,吓得他一闪身,跌坐在地上。眼看那顶礼帽随风翻跳着,飞到几十米高的桥下去了。

    王一民绕到道里,随着人流走过霓虹桥。桥下往西南一直到车站主楼,一字排开站的还是日本大兵。他们用刺刀把人逼到一条狭窄的通道上,不许擅越雷池一步。

    越接近车站,日本大兵排得越密,来往行人中贼眉鼠眼的可疑家伙也多起来。王一民一边走着一边往“纪念碑”方向张望,首先进入眼帘的是那八个鲜红大字:“赶走日寇,还我山河!”王一民心中不由得一喜:敌人竟还没有办法把它擦掉!

    在碑下,面对着八个大字站着一大群人,多数是穿着黄呢子军装和警察制服的家伙。中间也夹杂着一些西服革履和长袍马褂的人。还有几个穿着“胸前四个兜,背后三叠口,中间横带走”的所谓日满协和服的人。因为这种服装当时才刚刚出现,穿的人还寥寥无几,所以人们就管最先穿上这种衣服的人叫抢头汉奸。

    距离这群人不远的地方停着一排小汽车,旁边站着挎匣枪的随从和马弁。

    碑下这群人对着八个大字,扬着头,挥着手,指着、叫着。两辆救火的消防车鸣着凄厉的笛声开来。顶盔贯甲的消防队员拽下水龙头,对准八个鲜红的大字猛冲起来。两条水龙,同时冲向一个目标,激起的水花随着大风向四处飘散着。

    站在碑下的那群穿西服、长袍的家伙忙往后退,有的还要往小汽车里钻。可当他们发现站在最前面的穿黄呢子军装的人,像插在地上的木头撅子似的一动不动,后面穿警察服和协和服的人也没有往后退的意思,便不约而同地又一个一个溜了回来。

    强劲的水龙猛烈地冲刷着八个大字,鲜红的大字不但没有褪色,经水一冲,又被才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一照,更加红光闪闪,耀眼生辉。

    panel(1);王一民看到这情景,真想为之高声喝彩。可是就在他想喊而不能喊的时候,不远的地方竟有人笑出了声,声音虽不大,听得却很真切、熟悉。他心中一动,忙向笑声望去。原来竟是他的两个学生,八个大字的创造者——肖光义和罗世诚。这两个青年笑得那样天真,那样开心。这是冒着生命危险而大获全胜以后的无法抑制的笑。这犹如你用一种奇妙的方法,真的从老虎嘴里把它那锋利的牙齿全拔下来了,然后又看着它吼叫着,蹦跳着,既痛不欲生又无计可施的时候,你能不笑吗?是呀,是应该笑的。但是他们忘了时间和地点,这是什么时候?这是什么地方?敌人不会给我们欢笑的权利,伴着这欢笑而来的可能是残酷的镇压、血腥的屠杀。王一民想到这里急出了一身冷汗,他急于想制止这两个无畏而又天真的学生的忘我行动。但是隔着好几个人,他过不去,也不能过去。他心里一急,便用力咳嗽了一声。这一声对两个熟悉他的学生果然好使,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向他这边望过来。当他们发现那往日所敬重的老师,昨晚搭救他们出险的勇士,现在又安然无恙地出现在面前的时候,他们高兴得张开嘴巴,想喊出声来。王一民就抓住这短短的一瞬间,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。这不是一般的瞪视,这里交织着恨、怨。爱的最复杂的感情。眼睛是会说话的,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就用一双眼睛办了许多大事。无怪有人捉住敌人时要蒙上眼睛,这不光是防止他看,也防止他说——用眼睛说话。刚才王一民那么一瞪,两个学生便立刻一缩脖子,把什么都憋回去了。王一民随即向周围瞥视了一下,跟着又细看了看。当他确信还没有引起“狗”的注意时,才长出了一口气。实际这时“狗”也都被两条水龙激起的浪花吸引过去了。

    当王一民又转过脸来看“纪念碑”时,已经换了另一番景象。只见一群穿黄衣服的警察,在碑下像叠罗汉一样搭起高低不齐的好几座人梯,最上边的拿着新地板擦子,拼力地在八个大字上蹭着。哪知不蹭则已,一蹭更加明亮,下边站着的那群人就更加不安地骚动起来。

    这时王一民就听旁边有两个人小声嘀咕说:“从天不亮就折腾,到现在还纹丝没动。”

    “听说先不让动弹,又等大官,又量尺寸,又照相,又查脚印……”

    王一民还想听他们说下去,忽然觉得人群骚动起来。车站主楼前边的人都往这边退。他忙往那边一望,只见一群警察,正手持洋刀,往这边驱赶人群。人们叫着,争辩着,但是都不顶用,有的人已经被刀背砍伤。又流血了,流血在那年月已是司空见惯的事。王一民被前边的人群簇拥着,推搡着,向后退去。这时他发现肖光义和罗世诚离他越来越近了,便向他俩轻轻摇了摇头,两人会意,再也不往他身边挤了。王一民一边往后退,一边往墙根上靠,当他靠稳了以后,就再也不动了。他估计车站前戒严的警戒线不会扩展到这里,而这里地势稍高,不仅可以看见“纪念碑”,还可以看见车站主楼前的情景。肖光义和罗世诚见王一民靠在墙根上不动了,便也学着老师的样子,靠上了墙根。三人的目光,汇聚在“纪念碑”上。

    这时,那群站在“纪念碑”前的人已经走进了车站主楼。“纪念碑”上的叠罗汉不见了,又更换了一台场景。这回是由警察和日本宪兵几十人联合演出的。只见他们合力扯着一块水龙布的苫布,企图裹住“纪念碑”,遮上那几个字。可是布大,风急,水龙布被风吹得一会鼓起来,一会又瘪下去,一会向左,一会向右,几十个人挣扎着,喊叫着,但是怎样也拖不上去。这时,从主楼里跑出一个穿黄呢子衣服挎着大战刀的日本军官,一边跑一边向“纪念碑”前的那群“斗风人”比画着,嘶声喊叫着。王一民隐隐听见在他的喊声中有“哈牙哭,哈牙哭”的句子,是在催他们快干。王一民抬头一看车站主楼上的大钟,时针已指向五时三刻,原来日酋玉旨雄一坐的专列就要进站了。

    在那个日本军官的指挥下,又有几十名日本大兵跑来,参加了“斗风”的队伍。

    他们拿出武士道的精神,像拔河一样,喊着号子,把大苫布围上了“纪念碑”,遮住了红光闪闪的八个大字。但是正当他们拿绳子往碑上捆的时候,专列进站了。于是在军官的催逼、叫骂下,把大苫布草草地捆了捆,就都匆忙地撤离“纪念碑”,退向一旁去了。

    火车站里传出阵阵日本《爱马进行曲》的吹奏乐声,一大群人从车站主楼里走出来。为首的是一个五短身材,长了一副铁青脸,圆眼睛,趴鼻梁,留着黑胡子的人。他头上戴着镶红色帽顶的黑缎子帽头,上身穿着团花青缎子马褂,下边露出蓝缎子长袍的底襟,青缎裤,扎腿带,脚下是一双皮圆口的礼服呢布鞋。这身打扮,活像中国的阔商老板。这个人就是来到黑龙江省执掌生杀大权的日本法西斯头子玉旨雄一。他穿的这身长袍马褂,是伪满洲国规定的国服。这种国服在一般情况下是可穿可不穿的,尤其是他这样的太上皇。但他一为显示自己是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来的老中国通;一为表示自己是尊重大“满洲帝国”的。当然也有哗众取宠之心。

    玉旨雄一走出车站主楼,稍微停顿了一下,就向停在“纪念碑”前的小汽车群走去。这时十几个摄影记者,其中还有黄头发的欧洲人,都端着照相机、电影摄影机,倒退着身子抢镜头。等他走到小汽车前边的时候,又有一群端着小本的新闻记者围过来,要求他发表谈话。

    玉旨雄一摘下头上的红顶小帽,露出一颗剃得青虚虚闪着贼光的秃头,他举着帽子,向周围的记者扬了扬手,又向被刺刀威逼在远处的群众挥了挥,然后开始讲话。大风呼叫着,记者们抻着脖子往前挤,生怕漏掉一个字。

    玉旨雄一不用翻译,他的中国普